而作為偵查的一方，抓人的一方，則有人會告訴當事人和家屬沒必要請律師，理由無外乎有錢請律師不如用來退贓、生米煮成熟飯，請律師也沒用、小病不用去大醫院等等。

市場化的法律服務市場，意味著撿漏、物美價廉這些詞匯不會出現在現實生活中。

如果你的案件不是在全國或區域有重大影響性的案件、或者具有明顯理據的重大冤案，且又不是律師的至親摯友，那么不太可能低于市場價聘請到律師進行有價值的辯護。

限于案件所在地區的發展水平、律師個人執業經驗等因素的影響，區域間的律師費水平有一定差異，但基本上當地都有一個平均“閾（yù）值”。

低于這個“閾（yù）值”聘請律師，要么是服務項目會有所減少，要么服務質量會有所遞減。個人收費20萬以上的律師，突然報價2萬，要么是交給助理練手，要么是出于其他原因諸如鞏固常年合作關系、至親摯友等，不太可能是因為被撿漏了。

道理很簡單，如果一個律師10萬以上的案件做不完，那么就需要一個足以說服他/她的理由去耗費同樣的時間和精力，接手一個2萬律師費的案件。對于個人而言，精力和時間是有限的，多接一個案件，必然擠占其他案件的空間。

01

富人不怎么關心什么時間段請律師，有了麻煩就及時請專業人士介入處理是其一般做法。其最關心的是律師能夠提哪些服務，服務的價值體現在哪些地方，雖然這也是普通老百姓關心的問題。

就像對于我們大多數普通老百姓來說，生病才會求醫問藥，但很多富裕的人會額外的把大量的資金投入到定期體檢、出國療養和私人養生會所中。

有些案件當事人除了聘請律師辯護外，還聘請“生活律師”每周會見2-3次，按次付費，目的就是為了能夠出來放風，有人能陪著聊天解悶。

如果僅僅是為了傳達一些家屬的問候，了解基本的案件情況，則完全沒有必要花費精力挑選律師。隨便找個律師或者去看守所附近找個律師，都可以滿足這方面的需求。

坊間有個傳聞，說有的當事人家屬為了防止看守所門口的律師收了錢不去見人，特地叮囑律師需要在見完人之后準確說出當事人小名才付費。

明白自己的需求，是決定是否請律師、請什么樣的律師、什么階段請律師的關鍵。

02

刑事案件可以大致分為三個階段，偵查、審查起訴和審判階段，部分案件還涉及申訴、監委等階段。

如果案件已經起訴到了法院，且已經認罪認罰，檢察院已經提出準確的量刑建議，則需要慎重決定是否請律師。

以2023年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布的第一季度辦案數據來看，認罪認罰的案件占全部審查起訴案件的85%，對檢察機關提出的量刑建議，法院采納人數占同期提出量刑建議數的95%以上。

這里面存在一個稱不上為bug的bug，就是量刑建議有可能是幅度刑，法院自由裁量的區間比較大。

比如一個案件量刑建議在2年半到三年。至于案件是就低判兩年半，還是頂格判三年，則有很大的辯護空間。

還有就是法院在認為案件量刑畸輕畸重的時候，也會要求檢察院調整，檢察院主動調整也算是量刑建議得到了采納。

對于5%的不采納檢察院量刑建議的案件，并非全部是在檢察院量刑建議以下判刑。有部分是法院認為量刑畸輕，檢察院又不同意調整建議刑期而最后重判的情形，最典型的就是緩刑建議最后判了實刑，取保在外最后收押。

從概率論的角度考慮，案件已經到了法院，且審查起訴階段已經認罪認罰，則結果幾乎可以確定。此時再請律師介入辯護，最大的作用在于鞏固既有量刑成果，而非改變刑期。

當然，5%的概率并非不可能發生，我已經辦過好幾個刑期低于檢察院量刑建議的案件，有的案件量刑建議是實刑，最后判了緩刑。

這要看當事人和家屬的決心有多大了，如果想再減少一些刑期或者判緩刑、免于刑事處罰，不妨找律師搏一搏。

如果當事人、家屬對量刑建議確定的刑期都能接受，則請律師的意義就不大了，不如用請律師的錢繳納罰金。

對于當事人不認罪的案件、雖然承認犯罪事實但對案件罪名有異議的案件、以及認罪不認罰的案件（對檢察院提出的量刑建議不認可，覺得太高而沒有簽認罪認罰具結書的案件），請律師的必要性不言而喻，此時應把重點關注的重點放在請什么樣的律師身上。

03

如果案件尚在審查起訴階段，如果在該階段內已經決定請律師，當然是越早越好。

一則是審查起訴階段前、中、后期請律師費用是一樣的，不如早請律師，早接受法律服務。

二則在該階段越早請律師，越能掌握主動權。律師不是萬能的，說話辦事都要有依據，檢察官才愿意聽、愿意交流。而律師的依據除了政策法規，就是卷宗證據。

有些單人單罪的案件，卷宗材料相對較少還好辦。有些涉及人數較多、案情較復雜的案件，有幾十本卷甚至上百本卷。閱卷、整理、歸納辨點需要一定時間，因為家屬如果確定請律師，還是在這個階段盡早請律師為好。

律師需要就案件訴與不訴、證據等問題與檢察官溝通，如果案件認罪認罰還需要溝通以多少刑期訴的問題，也即所謂的量刑協商。

這里面常見的想法是等到法院階段再聘請律師，在高概率認罪認罰的情況下，到法院階段再請律師，極有可能面臨生米煮成熟飯的問題，具體原因參照上面所說的數據。

04

這個問題實際上不怎么好判斷。

一則是偵查階段律師的工作很多是隱形的，無法像審查起訴、審判階段能快速通過成果進行展示，因此也就給人的感覺是不起作用。

另一方面，偵查階段信息差的存在，有些家屬相信辦案機關更甚于律師。偵查階段律師的作用，很多律師都在說，不在此贅述。

僅說一點——核實筆錄，雖然現在的刑事政策導向是對一切案件的判處都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口供。但口供仍然是證據之王，所以明確犯罪嫌疑人享有哪些權利、如何核實筆錄等至關重要。

請律師絕對不是教當事人怎么說，律師也不會教當事人怎么說，而是告知當事人各項權利，了解權利才能行使權力。

比如有自書筆錄的權利、對于說了沒有記、記了沒有說的，有增添刪減的權利。別看這一個小小的細節，是大部分案件成敗的關鍵。

至于說收集證據、說服公安機關撤案、營造有利于當事人的氛圍和條件等，則不再本文講解的范圍內。

說了這么多，主要還是希望幫助當事人和家屬搞清楚一件事——律師在刑事訴訟各個階段能做哪些事情，當事人需要哪些服務以及可能產生的后果。

這樣有利于當事人和家屬結合自身的實際情況和目的期許，來決定是否聘請律師、什么階段聘請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