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爭端解決、反補貼、反傾銷、保障措施……這些國際貿易救濟領域中的專業術語雖然非常“陽春白雪”，但在北京金誠同達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楊晨看來，其實也很“下里巴人”，因為中國入世后，除了要擁抱開放的機會，還要接受開放帶來的挑戰，從影響國計民生的糧食，到茶余飯后的娛樂產品，其實背后都經歷了不同類型的國際貿易摩擦與合作。

楊晨專攻國際爭議解決，律師生涯始于中國“入世”的2001年。20年來，從立法咨詢到代理具體案件，從APEC會議到全球鋼鐵論壇，從WTO多邊爭端解決到國際投資仲裁，楊晨和他的團隊傾盡全力提供法律服務。這其中有不少是代理中國政府的案件，而有些案件的時間跨度非常長，以楊晨為代表的涉外律師在無形中成為了中國企業在WTO平臺與世界打交道的最直接見證者。

彼時的他并沒想到，在十幾年后，中國的律師能在國際貿易救濟領域與美歐同行平起平坐；中國也逐漸從入世伊始國際貿易規則的“學習者”演變為規則制定的參與者。“中國入世20年，其實是對WTO規則不斷消化、遵守和貢獻的過程，”楊晨說道，“隨著中國經濟體量的增大，不管是主觀上還是客觀上，都需要在多邊規則體系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全行業市場經濟待遇

就在中國于2001年12月11日正式加入WTO后的一周，一場“硬仗”就發生了。2001年9月，美國PPG公司在加拿大貿易法庭提出起訴，起訴中國的汽車擋風玻璃產品在加拿大市場進行傾銷。2001年12月18日，加拿大貿易法庭和加拿大海關和稅務總署（CCRA）聯合發出公告，對中國包括福建福耀等4家出口汽車擋風窗玻璃的企業提出反傾銷指控，涉案出口金額達1800萬美元。由此成為了加入WTO后中國產品遭遇的反傾銷第一案。

公開信息顯示，在調查期間，加拿大方面曾對中國的汽車擋風玻璃相關產品指控的傾銷幅度高達36%到194%。而在此后9個多月的應訴過程中，楊晨與上述中國企業積極應對，不僅參加加拿大國際貿易法庭的公開聆訊，向法庭展示了大量的事實，還促成了加拿大方面來華實地核查。在各方努力下，2002年8月30日，加拿大國際貿易法庭（CITT）一錘定音，裁定來自中國的汽車玻璃在加拿大銷售不構成實質損害或損害威脅。

按照世貿組織裁定反傾銷案的程序，一般有三個抗辯點，其中任何一個抗辯點勝訴都可以導致案件的審理結束：其一是被裁定為沒有傾銷，其二是被裁定無實質損害或者損害威脅，其三是傾銷和損害之間沒有因果關系。而在這次中國汽車玻璃企業的反傾銷申訴中，中國的企業是在三個訴點均獲得了勝訴。

楊晨告訴第一財經記者，這一結果意味著中國入世后反傾銷第一案首戰告捷，為所有中國汽車擋風玻璃企業在加拿大市場享受零關稅掃清障礙，“如今看來，這一勝訴的意義不僅限于‘第一案’。”

楊晨強調，在這一案中，其實關于“市場經濟地位”問題備受關注。中國應訴企業依據加拿大反壟斷法的規定，與申請方公司進行交涉，使得申請方之一的LAMIVER公司因擔憂卷入反壟斷訴訟的風險而撤訴敗退；同時，律師和應訴企業確定了爭取市場經濟地位的應訴策略。

在此案之前，北美國家一直不承認中國企業的市場經濟地位，不少貿易伙伴也對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持保守態度。但在楊晨看來，“只有拿到市場經濟地位，應訴企業才能使用自己的生產和銷售數據抗辯；使用替代國數據，結果不可控且被扭曲的可能性會很大。”也正是在楊晨及其團隊，以及中國政府和應訴企業的堅持下，加拿大方面不得不派團隊到中國對政府和應訴企業進行了實地核查。

“隨著中國的勝訴，中國的汽車擋風玻璃能在加拿大市場完全享受市場經濟地位的待遇。這也是迄今為止中國在主要貿易伙伴的反傾銷調查中‘全行業都拿到市場經濟地位’的唯一個案。”楊晨說道，“由于加拿大法律中有遵循先例的原則，因此這一成果對后續其他行業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除了案件本身，讓楊晨印象最深的便是在應訴過程中，以福耀玻璃為代表的被起訴中國企業知難而上的精神。他回憶道，當時，福耀玻璃的董事長曹德旺做了2件事：首先與北京對外經貿大學成立了反傾銷研究院，并表示既然中國選擇走出去，企業就要主動學習國際規則；其次，曹德旺還在人民大會堂通過新聞發布會的形式表示，遇到這種情況，企業要積極去應對，他相信一定能打贏官司。“對于企業家來說，這種戰略眼光實屬難能可貴。”楊晨說道。

伴隨著中國入世后反傾銷領域的第一案，楊晨也見證了中國的汽車擋風玻璃產業原本在北美市場只能停留在配件市場，到如今不斷發展壯大，深入北美市場，主導當地原裝車中的市場份額。如今，福耀玻璃已在美國建立了全球最大的汽車擋風玻璃生產中心。

也正是由于這一案件，楊晨直言對汽車擋風玻璃產業“太有感情”。他甚至會利用在北美開會的間隙，專門飛赴福耀玻璃在美國俄亥俄州代頓市的工廠再去親眼看一看、走一走，與老朋友聚一聚。他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福耀玻璃《美國工廠》的紀錄片特別真實。“很多事件在參與時其實沒有太多感觸，但10年、20年后回頭來看，則是非常有意義。”楊晨說道。他認為，入世20年間，以福耀玻璃為代表的中國企業能在海外市場站穩腳跟，不是偶發現象，“入世20年也是中國產業成長的20年，類似福耀玻璃這樣的中國企業還有很多。”

中國鋼鐵行業的突圍

除了入世反傾銷第一案，中國鋼鐵行業應訴美國發起的“337調查”，也讓全程參與其中的楊晨記憶猶新。用楊晨的話來說，這是入世20年來經手的案例中，過程最艱苦、但結果完美的案件。

2023年5月26日，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USITC）宣布對中國輸美碳鋼與合金鋼產品發起“337調查”，涉及寶鋼、首鋼、武鋼等中國鋼鐵企業及其美國分公司共計40家企業。調查源于美國鋼鐵公司向USITC提出申訴，指控上述企業通過互換成本和價格信息控制產量和出口量，非法使用美國鋼鐵公司商業秘密和使用虛假原產地和生產商標識，違反了《1930年美國關稅法》第337條款，因此要求啟動調查。根據程序，美方一旦裁定企業有違規行為，相關產品或被永久禁止進入美國市場。

“當時美國在全球范圍內對鋼鋁產業發起圍剿，中國也沒能幸免。”楊晨說道，“其實當時的國際形勢非常錯綜復雜。”除了時任美國政府發起的“337調查”，楊晨還細數道，還有針對中國鋼鐵產品的“232調查”。2023年4月，美國商務部罕見動用了《1962年貿易擴展法》第232條款，對進口鋼鐵和進口鋁啟動調查，分析該進口對國家安全的影響，中美貿易戰就此開始。此外，在2023年二十國集團（G20）平臺下還設有全球鋼鐵論壇，主要討論所謂的中國的鋼鐵企業產能過剩、補貼的問題。

“整個應訴前后持續了2年，”楊晨回憶道，“當時來看，大家都覺得特別艱苦。”一方面，當時特朗普政府對華咄咄逼人，另一方面，楊晨指出，這一案件并不是在法院審理，而是在美國的一個準司法機構，即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審理。該委員會由6名委員組成，共和黨和民主黨籍委員各3人，最終的結果以委員投票決定。“當時大家都覺得大背景不是很理想，不僅有特朗普上臺的原因，而且國際社會針對整個中國鋼鐵行業的態度并不友好；再加上這一案件并不是在一個法院純粹的司法機構，而是選擇在了一個帶有行政和黨派色彩的準司法機構中審理。”楊晨說道。

盡管各種氛圍不理想，但并沒有嚇倒楊晨和他的隊友。最終，中國鋼鐵行業以完勝贏下了美國“337調查”。“對方的三個訴點全部被駁回。”楊晨如此解釋中國鋼鐵行業在國際舞臺上的這次“完勝”。

在他看來，其實此前已經有很多針對中國鋼鐵行業的反傾銷、反補貼調查，導致很多中國的鋼鐵產品走不出去。“這個案件對于中國鋼鐵行業而言，經濟利益可能僅是數十億美元，但聲譽更重要。”楊晨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因為當時的指控是針對中國40家鋼鐵企業，代表著中國所有的鋼鐵企業，同時還有中國的鋼鐵工業協會。”

楊晨還強調，美方后續啟動的針對中國的“301調查”報告中其實很大篇幅都引用了337調查中對中國鋼鐵行業指控的案件，把它當做中國知識產權的侵權的代表性證據。“但中國鋼鐵行業的完勝，說明對于中國知識產權侵權的指責是無中生有、站不住腳的。”他說道，“因此，這個案件在時代背景下，不僅僅關系著中國鋼鐵行業的走出去，更是關聯到中美之間的博弈等，可謂是時代矛盾的縮影。”

支持與參與WTO改革

20年來，綜合商務部數據，中國依舊是遭遇貿易救濟最多的國家。這一點，楊晨也深有感觸。他認為，20年來，與中國相關的經貿摩擦的案件數量的確是越來越多，且類型也在不斷變化。“最早加入WTO后，涉及的是與WTO下屬的三個安全閥的調查，即反傾銷、反補貼和保障措施。”楊晨說道，“發展到今天，種類變得很多，比如‘337調查’、‘301調查’，還有目前頻現媒體的出口管制。此外，在各級法院、仲裁機構中進行的與貿易、投資有關的爭議解決、與東道國政府間的投資爭議數量都在增加。”

面對中國在國際經貿舞臺上不斷遭遇“挑戰”的現狀，楊晨認為，這是非常正常的情況。“隨著中國經濟體量不斷加大，經濟活動頻繁，自然而然遇到的經貿摩擦就會增加。比如經濟體量弱小時，沒有國家或相關實體會提及反壟斷的問題，但當一國和其企業逐步變得強大后，就會遇到反壟斷的問題。”

在楊晨看來，這其實也與中國入世后法制建設不斷完善離不開關系，“入世，也倒逼著中國法治意識在轉變和提升。”早期，中國企業與他人做生意的過程中，可能更多講究人脈、關系和人情，對法律合規和風控的意識相對比較薄弱，“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國企業在這20年間通過不斷加強風控、合規意識來避免摩擦。這20年也是中國企業不斷學習的過程。”

20年間，盡管企業整體的風控和合規意識進步顯著，但楊晨也注意到，走出去的企業在風控和合規的意識發展方面是不均衡的，“相對來說，規模比較大的企業或者新興產業的企業，對合規、風控意識更強，對國際規則的學習與運用的能力，對法律和法律專業人士的認知能力，企業間是有較大差異的。”

對于WTO，楊晨始終保持敬畏之心。“WTO是個非常值得尊重的組織，相比其他國際組織，WTO最重要的一點是給自己武裝上了牙齒：即擁有WTO爭端解決機制，使得國家間在機制范圍內可以解決利益的沖突。”他說道。

但就在2023年12月11日，爭端解決機制因上訴機構法官人數不足，被迫陷入WTO成立以來的首次“停擺”。自多哈回合談判陷入停滯以來，貿易爭端解決機制成為世貿組織最權威且有效運轉的部分。上訴機構作為貿易爭端解決仲裁機構，重要性不言而喻。上訴機構“癱瘓”，使得WTO無法正常運轉，深陷危機。當前，對WTO進行改革越來越迫切，改革已成為WTO成員的普遍共識。

楊晨也不否認WTO需要改革。“從WTO整個規則設定的角度來說，是以美國為主導的力量設定了多邊互動下的貿易摩擦解決機制。”他說道，“當前的問題在于，彼時的機制更多是為了歐美國家量體裁衣，更符合他們的利益保護訴求。隨著發展中國家慢慢成長，以及很多新興產業的崛起以及經濟模式的變化，一些規則逐步顯現出是不公平的或者效率低下的，因此有了改變和完善規則的必要性。”

楊晨認為，從美國的角度來說，WTO是其一手建立的，當它發現自身對WTO的影響力慢慢減弱時，對組織的依賴性和支持力度也開始逐漸轉變，“這也是當前WTO上訴機制停擺的根本原因。”

目前，WTO改革主要涉及四大領域：規則制定、爭端解決機制、WTO日常工作、發展問題。“隨著20年的發展，WTO規則中很多不完善的地方會越來越多地暴露出來，尤其是在多哈回合后。”楊晨說道。他認為，規則的修改需要更多地與時俱進，包括一些新興產業的誕生都需要WTO的規則能有所覆蓋。

他樂見中國以更為開放和積極的態度參與WTO規則的修訂中，“入世20年，中國肯定是受益者。不僅僅是中國，全世界都是受益者，這是雙贏的結果。因此，中國要繼續堅持WTO開放的精神，以及對規則的尊重。”